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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东京，郭沫若听到一句“首长，我是志愿军！”抬头，发现对方是日本人。这份错愕，是传奇的开始。一个日本人，如何成了中国解放军战士？这听起来像电影，却真真切切发生在一个叫砂原惠的人身上。
砂原惠1933年生在日本福冈，五岁那年，他跟着父母去了中国的东北。那会儿，那里叫伪满洲国，是日本侵占的地方。他父亲不是那种叫嚣打仗的军人，只是个搞地质的学者，对侵略这事儿心里有数，不赞成。 父亲常跟小惠说，人没有高低贵贱，日本人、中国人，生来都是一样的。这话在他心里扎下了根。那些年，他眼里的中国人不是敌人，反而觉得他们身上有种亲切感，跟他从书本里听到的完全不同。 转折来得太快。1945年日本投降，父亲已经买好了回国的船票，一家人收拾好了行李。可就在这时，父亲突然病倒，撒手人寰。回家的路一下子断了，伪满洲国的钱一夜间成了废纸，一家人没了依靠。 母亲身子弱，还有年幼的妹妹，12岁的砂原惠突然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为了活下去，母亲靠着一手裁缝活苦苦支撑，他则得到地主家去放猪、砍柴，小小的身影在东北的荒野里显得单薄。 起初他只会几句东北话，以为装得挺像样。可当地的老百姓早就看出了他这个日本少年的身份。奇怪的是，他们眼里没有那种刻骨的恨意，反而透着股包容和善良，没嫌弃他。 一位大爷看着他说：“孩子，想在这儿活下去，得学中文，会说会写。起码认两千个字。”这句话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他混沌的大脑。他明白了，不学着融入这片土地，就没活路。 他开始想尽办法学习。偷偷跑到学校窗户外听课，给同学分零食，只为了换他们帮他照看一下牛羊，好挤出一点时间看书、写字，在寒冷的屋子里点着煤油灯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啃。 真正的改变，是共产党来了。搞了土地改革，砂原惠他们家因为实在太穷，被划成了雇农，分到了最好的地。一家人总算能吃饱穿暖，日子有了盼头。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，被真正平等对待的滋味。
他开始琢磨，那些日本人、国民党的军队，都是给有钱人站台撑腰的。只有共产党的队伍，是真心实意地为穷人着想。心里那团火一下就被点燃了——他想去当兵，去解放更多受苦的人。 他渴望那种被尊重的感觉，那种不是因为他是日本人就低人一等的感觉。他给自己取了个响亮的中国名字：张荣清。因为喜欢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张飞，觉得张翼德特别勇猛，他也想成为那样的人。 1948年，15岁的张荣清参军了，进了东北民主联军的部队，后来被编进了赫赫有名的第三十八军。他跟着部队摸爬滚打，从北到南，经历了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这些硬仗，在炮火硝烟里淬炼成长。 在平津战役里，他有个事儿挺传奇。部队要侦察北平城里的布防情况，他接受了任务，化装成卖冰糖葫芦的小贩混进城。一开始，糖葫芦挑得太多，行动不方便。他灵机一动，索性来个大甩卖，买一送一。 糖葫芦很快卖光了。可空着手也不行啊，不像个小贩了。他又急中生智，找人高价买回一些，这回不真卖了，只在大街上吆喝。遇到真想买的客人，他就一脸“痛苦”地说：“我这糖葫芦，太苦了，不好吃！”靠着这股机灵劲儿，他顺利完成了侦察任务。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三十八军要入朝参战。张荣清跟着部队跨过了鸭绿江，正摩拳擦掌想在朝鲜战场上好好表现一番。可就在这时，后方家里来了急信儿。 原来是母亲病危了，唯一的念想就是叶落归根，回日本故土。妹妹们找到政府，希望能想办法送母亲回国。这一求助，砂原惠是日本人的身份就暴露了。 根据那时候的国际规矩，日本不是参战国，日本人不能出现在朝鲜战场，这会引起外交麻烦。张荣清没办法，只能忍痛离开部队，退出了即将奔赴前线的队伍。等他赶回东北，母亲已经去世了。 身份暴露后，他被调到了牡丹江的东北航校政治部，负责跟学校里的日籍技术人员打交道。这些技术人员很多是以前关东军的飞行人才，现在帮新中国培养自己的飞行员。
看着这些曾经是敌人的日本人，如今享受着优厚待遇，再想想前线浴血奋战、吃糠咽雪的战友们，他心里不是滋味儿，觉得特别不公平，甚至一度绝食抗议。 领导找他谈话，耐心解释国家大局，团结一切力量建设新中国的道理。听着听着，他心里那块石头好像慢慢落了地。那一刻，他突然清清楚楚地意识到，原来在自己的骨子里、血液里，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家。他的情感和立场，已经彻彻底底是属于中国的了。 1953年部队精简，他退役了，转业到第一机械工业部，继续在岗位上为国家建设出力。日子一天天过，他成了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。 可到了1955年，中日之间有了协议，要遣返滞留在华的日本人。这事儿对好多日本人来说是盼了好多年的好事，可对砂原惠来说，却是晴天霹雳，是真正的“背井离乡”。 他的父母都埋在中国，妹妹们也嫁给了中国人。他所有的青春、热血、最深的战友情和牵挂，都留在了这片黑土地上。现在却要被送回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 回到日本，砂原惠感到前所未有的隔阂和不适应。十七年的中国生活，让他从里到外都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，说话办事儿都不一样了。他发现自己就像个找不到位置的外乡人，连份工作都难找。 好在随着中日关系慢慢缓和，日本开始需要会中文的人才。他凭着自己一口流利的中文，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，总算有了安身之处。 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。当他有机会为郭沫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当翻译时，他内心有多激动可想而知。那一声饱含深情的“首长”，是他对那段燃烧岁月、对并肩战斗的战友们，最直接的呼唤。 从那以后，砂原惠的人生就紧紧绑在了促进中日友好上。六七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，他往返两国超过三百多次，像个信使一样，为两国的经济、文化交流牵线搭桥，奔走忙碌。
他的公司特意选在7月1日开业，那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。他的手机铃声，用的就是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。这些看似小小的细节，都藏着他对中国那份沉甸甸的感情。 “我这辈子最要紧的那些年，都是在中国过的，这把我往后的路子彻底定下了，影响太大了。”他这么说过。到了晚年，老人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能再回中国看看，见见那些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们。 2010年，这个愿望实现了。他和其他当年滞留中国，后来参军的老兵们一起，被邀请回中国参加建军节招待会。当他和那些几十年没见的兄弟们再次握手拥抱时，热泪盈眶。 他说：“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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